最近頻繁發生政治震蕩的吉爾吉斯斯坦，典型地表現出了其特有的中亞社會不穩定癥結：北方的吉爾吉斯人與南方的烏茲別克人的矛盾衝突、政權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不足。而吉爾吉斯斯坦的問題幾乎存在於每一個中亞國家。
某種程度上看，民族問題加上不民主的政治制度，中亞多少存在巴爾乾化的隱憂。
中亞再往西去，便是俄羅斯視為核心利益之所在的高加索地區。高加索地區實際上已經是另外一個巴爾幹火藥桶，它之所以未發生爆炸性衝突震盪，是因為俄羅斯在此尚擁有壓倒性的力量，同時，也沒有第二個強國敢在此與俄羅斯公開對抗。但是，如果伊朗政權在外界滲透和製裁下發生突變，則庫爾德斯坦、格魯吉亞問題可能會一起爆發，高加索地區目前的穩定很可能會被打破，震盪不但將長期持續而且很可能會波及中亞地區。
中國的問題在邊疆，邊疆的問題在新疆，新疆不穩定，則中國在中亞的國家利益保障無從談起，新疆既然不應被視為邊疆，而是以腹心之地視之，則應放寬視角，廣泛學習那些成功緩和了民族矛盾乃至分離主義傾向國家的經驗，本著為千秋萬代子孫著眼的歷史高度，以大智慧解決民族矛盾。
除了金錢的力量，我們還有什麼力量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持續而強勁的增長，中國對事關國家大政方略的財政投入能力空前提高，甚至讓西方老牌發達國家瞠目。
但是，錢多了只意味著國家硬實力的增長，不意味著軟實力有了相應提升，因為很多難題並不是只靠堆錢就可以解決。今天的中國社會，令人擔憂的一個現像是，從上到下都洋溢著有錢好辦事、錢能擺平一切的熱情。它帶來的是急功近利、用錢買路的邏輯和行為方式，完全忽視必不可少的長期細緻工作，以及自我形象的提升。用錢開路，只有油水情而絕無魚水情，換來的往往是順水推舟、要價一路水漲船高。
以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為例，中國商人在國內直接用錢向官員買路的行為方式，在這裡被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的程度。但是，非洲的政府對社會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遠無法與國內相比，錢只是擺平了官員卻擺不平當地老百姓，當地部族游擊隊隔三岔五扔個炸彈或發一封恐嚇信的事情經常發生。而且，金錢開道的方式不但使這些官員的胃口越來越大，也讓當地百姓對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的形像極為反感。
而西方國家進入非洲一類國家時，通常既有耐心打通官員的一面，又有提出苛刻條件約束其行為的未雨綢繆，同時不忘對當地社會進行有效滲透和攻心工作。經濟的一條腿伸進去時，文化和政治輻射的一條腿也伸了進去。單以金錢開道，雨來地皮濕，雨過一風吹。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打交道的經驗，往往反不如西方。
談到中亞，我們的視線首先會落在俄羅斯和美國這樣的競爭對手上，但拉開了距離看，恐怕最有力量的競爭對手，是土耳其而非美國和俄羅斯。
俄羅斯有軍事力量沒有經濟力量，更缺乏道德和文化的號召力；美國什麼都不缺，但中亞只是它推行“自由民主聖戰”和大國角逐戰略的疆場，它無意也無心經營中亞；而土耳其則不然，雖然它既無足夠軍事力量也無足夠經濟力量，但它卻在突厥民族中擁有無與倫比的價值觀和文化的感召力。
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土耳其是伊斯蘭世界和突厥世界中，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最好榜樣；在文化上，土耳其自稱是一切突厥民族的祖國，它雖不算富有，卻在中亞地區大量進行文化投入，援建大學、圖書館和其他文化教育事業，輸出土耳其的拼音文字系統，傳播土耳其的世俗文化，對所有突厥語民族的留學生留有大量政府補貼的名額。
不到20年時間，從亞德里亞海到中國的玉門關的“突厥走廊”裡，到處都流行著土耳其音樂、土耳其影視，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要么選擇西方發達國家，要么選擇土耳其。
沒錯，中亞五國市場上到處可以見到中國的小商品，漢族商人賣中高端產品，維吾爾商人賣中低端商品，但換來的卻是中國把中亞變成商品傾銷市場和原料產地的疑懼。雖然土耳其在中亞與中國的競爭中，經濟上、尤其是資源爭奪中落了下風，但卻在人心的爭奪中，佔據了上風。
單靠金錢的力量，不但無法長期保有中國在境外的國家利益，甚至亦不能保有境內的平安穩定。
迷信金錢力量的民族，是落後和愚昧的民族。無論是用於內政的安撫還是世界的拓展。擁有經濟和文化及意識形態雙重優勢的民族，才是真正強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民族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是綜合素質的競爭。決定民族命運的絕不僅僅是軍事和經濟力量，而主要取決於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決定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人類社會，以十年為度，可見政治興衰；以百年為度，可見社會興衰；以千年為度，可以看到文明的興衰。
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偉大的變局。政治體制改革是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我們不可能有退路。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容易改的早已改盡，剩下的都是最困難的部分，每一步都要闖地雷陣。蘇聯的改革則是由難到易。他們已經走過了最難的一關。而中國最難的 一關尚未過呢。蘇聯的教訓任何時候都是中國的鏡子。蘇聯的失敗主要在於內因。它並沒有被世界大戰打垮，卻在製度競爭中被打垮了。一個制度如果不能讓公民自由地呼吸並最大程度地釋放公民的創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這個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領導崗位上，它就必然滅亡。
當年蘇聯所有的問題都是體制上的問題。上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下層不能照舊統治下去。蘇聯也曾強調穩定，把穩定看成了目的，把維持現狀看作實現穩定的手段，穩定壓倒一切，金錢擺平一切，結果卻激化了矛盾，一切反過來都可以壓倒穩定。
一個有著遠大理想和抱負的民族，絕對不應迷信一時的金錢力量。
它可以信賴的，首先是觀念的力量。中國傳統政治奠基於商鞅，粗成於秦始皇，大成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就是獨尊皇權。正因為這種背景，使得百多年來中國多次借鑒西方的政治改革都半途而廢。改革在其他領域都能大顯神通，一旦延伸到政治領域，馬上就寸步難行，最後總會爆發突然事件，使改革者措手不及，全軍潰敗。鄧小平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也曾下定決心，但隨著形勢的發展，政治改革與傳統政治權力結構的不相容性日益凸現出來，導致了波及全國的動亂。
它可以信賴的，是製度的力量。美國成功的秘密不在於華爾街，也不在於矽谷，真正的秘密在於長盛不衰的法治和法治背後的製度。美國製度被詡為是“一種由天才們設計，使蠢才們可以運作的體系”。一種壞的製度能夠使好人做壞事；一種好的製度也能夠使壞人做好事。民主恐怕是極要緊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當然也不受歷史限制。中國的精英們要有為後代尋找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切實可行的製度的勇氣。不一定要成為先烈，但一定要成為先驅。
它可以信賴的，是真理的力量。真理即知識，知識即力量。中國不缺乏真理，中國缺乏容忍真理存在的土壤。在西方，資產階級大革命時，思想的風暴引發了革命的風暴。在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的風暴毀滅了思想的火種。我們缺少現代極為珍貴的反思意識。思想投降了，真理無處容身。今天我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主導世界的不是意見，而是思想。意見不是力量，思想才是力量。沒有思想，談什麼“解放思想”？文化大革命最顯著的特點是：不許討論。舉凡攸關民族命運的問題，都不允許公開討論。允許公開討論的都是小問題。其實小問題無需討論就可以處理，大事才需要公開討論。鄧小平當年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是那樣激盪著中國人的心。這場討論還在民眾心中種下了獨立思考的種子。國力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民的思考力和論述力。
來源：政府醜聞 作者：劉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