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思想在春秋戰國時絢麗無比，當時有諸子百家，百家學說盛行，而孔家只是其中一家而已。流行度還比不上楊家學說與墨家學說。有《孟子》爲證。孟子在《孟子` 滕文公章句下》裏說：“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見孔門生意實在是清淡。究其原因，還在于當時各諸侯國忙于征戰，精力不夠，實在是管不了老百姓的想法。托戰亂的福，中國的各種思想在那時得到大發展，替中華民族狠狠地掙了一回臉。如果沒有這個諸子時代，中國能不能稱得上一個具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國度還是個大問題。使中華民族跻身于先進民族，諸子功不可沒。
因爲，一個沒有思想沒有品行的民族，無論怎樣博大，也只是行屍而已。
等到秦朝建立，獨夫秦始皇有了余閑，便管起天下人的思想來了。由于秦始皇無道，性情殘暴，當時有許多批評他的人，這些人還引經據典，說古時候是怎樣的，說孔子、墨子是怎樣講的，于是秦始皇大怒，放了一把火，把天下除醫藥、蔔筮、種樹之類（用現在的話來說外，就是純技術類的書）的書以外，其余的全都燒了，意思是看看你們還能引什麽經論什麽據來批評我。誰知，還有一些“愣頭青”（主要是儒生與方士）看不清形勢，居然還堅持自己的思想，憑著自己記憶中的先聖的話語來誹謗秦始皇先生，秦始皇先生又大怒了，于是來個斬草除根，把這些儒生與方士全都活埋了。這一下，天下才“果真”是鴉雀無聲了。于是秦始皇先生非常高興，自以爲江山穩固，可以傳遞萬世了，可惜的是，十五年後，不僅秦始皇先生本人，連他所有的親族都被天下人殺光了，于是中國從此無嬴姓。
到了漢朝，采取了相對溫和的辦法，不燒書，不坑儒，而是擡出儒家，一統天下。他們的策略很簡單，如果你想當官，你就得接受儒家思想。如果你有別的思想，對不起，請你走人。
到了唐代，建立了科舉制，這個時候，你想當官，不僅僅是接受儒家思想就夠了，還得精通儒家思想，熟讀五經方有上線的希望。其次宋元明清時代，各個朝廷都擡出儒家思想來壓人，不僅如此，到了明清時期，儒家思想也不過是皇帝手中的玩物罷了，朱元璋就聲稱：“孟子這老頭假如還在的話，就把他抓過來給宰了。”爲什麽？因爲孟子說過：“民爲本、社稷次之，君爲輕。”還說：“君有大過則谏，反複之不聽，則易位。”“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的這種民本民主思想是大大不利于獨裁者的恣意統治的，自然就被超級獨裁者朱元璋同志所痛恨了。
中國的統治者其實是沒什麽真正主義、真正信仰的，對他有用的他就要拿過來加以強化，對他沒用的雖是儒家思想他也要加以摒棄的。
壓制思想的極端表現就是制造大量的文字獄。中國的每個朝代都制造了大量的文字獄。在這種高壓統治下，別說是發表異端思想，連在私下裏痛罵一聲狗皇帝都是需要極大勇氣的。弄不好就會被滅九族。
中國的文字獄的曆史也就是中國人思想被壓制的曆史。也就是中國人被統治者愚化的曆史。也就是中華民族從先進民族蛻化爲劣等民族的曆史。中國，自秦朝以來便再無世界級的思想家、哲學家了，原因很簡單，一個人連自己有自己的想法都是一種罪惡，你叫他怎樣成爲思想家？何況，一個思想家的生成，是需要吸收很多人的思想養料的，當這些養料都無法采到時，又何以站在巨人的肩上，以完善其思想？
由于中國的特殊性，中國人的思想大放光芒，有所成就的時期都是在戰亂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三國兩晉時期、五四時期與軍閥混戰時期。這倒不是說戰爭是思想的孵化器，思想一定要在戰亂時期才得以生長。不是這樣的，只是中國比較特殊而已，一代又一代統治者總是不盡余力地壓制各種思想。以圖得所謂的穩定與長治久安。
就人的天性而言, 是喜聽頌詞而惡聞谏語的, 所謂良藥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 忠言在很多時候都是逆耳的。曆史上愛聽阿谀之詞的舉不勝舉，但專愛聽逆耳之言的好象沒幾個。即使是聖明如唐太宗，這個一千年才出一次的仁君（《舊唐書》稱他爲“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可稱，一人而已。”），也有受不了他手下那個忠心耿耿的谏官魏征的時候，有一次退朝之後對他老婆說：恨不得把這個鄉巴佬活活宰掉。還好他老婆見識比他更高超，總算勸住了。
天下人都有愛聽好話、惡聽批評之語的通病，一言不和，撥刀相向實在是常事。作爲一般百姓而言，手頭既沒刀，也無權力判人死刑，雖然在氣頭上，大罵幾句也就罷了。但如果是皇帝的話，就不一樣了，他一發怒，就說：“推出去斬了。”于是那個跟他言語不合的大臣就被斬了，一點余地都沒有。雖然以後後悔了，最多也就把這個大臣的墓修一下，給他的兒子封個官，給這個大臣谥封個什麽忠侯之類的號也就罷了。
然而，這個好大臣終究是不能爬出墳墓了，而他的能興邦利國的好建議也終究因爲時世變遷而終究作廢, 徒留遺憾。
由于古代中國的極權設計, 曆史上敢進觸怒皇帝的忠言, 敢說觸怒皇帝的真話的大臣向來就少, 畢竟, 生命誠可貴, 來一趟世間實在是不易, 誰知道這次來過以後到底還有沒有機會再來, 何況大臣們向來能吃得腸肥腦滿的, 對人生更是滿足。在這種情況下，能瞞當然是瞞了，能不說當然是不說了，中國曆史上雖提倡“文死谏，武死戰”，但死谏的臣子實在是很少，這不能說臣子們的覺悟不高，畢竟，這個代價太大了。設想你是臣子，你會爲了一句說了也不見得被采納的谏言，而冒被夷九族，身被零剮的危險嗎？
不是臣民的覺悟，而是制度的設計自然地使每個人變得越來越馴服，越來越膽小怕事，也越來越不敢講真話，到後來，連腦子也懶得動了。
所以，一個良好的制度應該制約每一個人的權力，以保證人們敢于開動腦子，提建議，說真話，反之，沒有一個平衡權力的機制，比如在皇權社會裏，即使皇帝老兒提倡人們進谏，人們也未必敢進谏，畢竟，你一火起來，我的腦袋就要搬家了，誰知道你皇帝老兒什麽時候翻臉啊。國外有句名言，總統是靠不住的。只有在一個權力平衡的社會裏，一個在制度上保證了說話者沒有後顧之憂的社會裏，真話、實話才會逐漸得到興盛。
而一個人人敢于講真話，人人敢于動腦子，搞創新的時代才會真正來臨。
而在一個不僅不提倡講真話，而且在制度上也打壓說真話者的社會裏，那麽，我們除了能聽到假話、大話、空話、廢話、屁話外，還能指望聽到什麽呢？
來源：劉曉原的BLOG 作者：不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