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的新聞不少，一些代表委員缺乏調查研究的言論或提案，引起不少爭議。但相對于湖北省省長李鴻忠3月7日面對記者提問的言行失態，此前那些頗具娛樂傾向的代表委員們，可以安心繼續北京之行了。
在三八婦女節前一天，面對愛崗敬業的女記者劉傑（來自《人民日報》旗下子報《京華時報》）追問鄧玉嬌案，李省長表現出的不耐煩、言語威懾和搶走 錄音筆等唐突舉動，顯然是嚴重失態，不僅對女性極不尊重，對媒體以勢壓人，更與一位省部級幹部的素質和形象明顯沖突。不知李省長事過之後，是否有所深思？
從後來的情況看，至少到今天為止，湖北省代表團只是歸還了本就屬于女記者的工作用品，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道歉，李省長本人似乎也沒有對此表示歉意。我真擔心他這種沈默繼續下去。
對于這件事，媒體目前沒有公開報道，但網絡上流傳的現場回放已經很多，現場錄音錄像在瘋傳。事實上公衆已經相信了李省長現場言行的不恰當，輿論 幾乎一邊倒地指責李省長失態，相關的聯想更是不斷出現，比如此前那位質問記者究竟是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的規劃局長逯軍。相比之下，李省長的言行沒有 那麽不經大腦，但因為李省長職位更高，且是在政治民主的最高場合的全國兩會期間發生，其轟動性無疑更大。
和熟悉新聞史的同行交流，有人提到20世紀50年代曾轟動一時的“左葉事件”，值得李省長學習一下。
那是1957年4月，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陪同他參觀全國農業展覽會。在擁擠的現場，有 記者與維持秩序的農業部部長助理左葉出現言語沖突。5月8日的上海《文彙報》報道了此事並配發評論《尊重新聞記者》，其後北京等地報紙也以不同形式批評左 葉。
但在後來的反右鬥爭中，此事被扭轉為媒體報道失實，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均有所謂糾正報道，人民日報還發了評論《對新聞工作者的一個教訓》，認為 “左葉事件”沒有查明事實，報紙的報道和批評過于輕率。此後，凡報道過此事的報紙都作了檢查，不少發表過批評左葉意見的人被打成右派。
但在粉碎“四人幫”後，因“左葉事件”被打成右派的新聞工作者，都獲得了改正。
回顧這段曆史，對于我們理解今天這件事的深層次性質很有幫助。媒體不是替自己說話，而是有階級性的，在中國，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所以把替黨 說話和替老百姓說話對立起來，無論是黨還是人民都不喜歡，那樣的官員要受處分。而李省長的言行微妙一些，主要是對媒體的態度不好，而行為又失態。
這兩天，許多人在引述3月5日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講到的：“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對比中央決策層的意識和主張，李省長應感到羞愧。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作為公民的李鴻忠與另一位女性公民劉傑之間的個人糾紛，而即使是那樣的情況，一個大男人也應當有大肚量，言行不當，大大方方道一個歉不難。
現在的問題，是一省之長與普通記者之間的工作沖突，是被采訪者極不尊重采訪者。這說明作為一省形象代表的李省長，沒有清晰的配合媒體正常采訪的意識，也沒利用機會提升湖北的美譽度，這是一種失職。
相比鄧玉嬌案，今年剛剛在重慶發生的李莊案，爭議更多，也更敏感，但看看重慶市市委書記薄熙來同志的良好表現，明確而直接對此進行的解釋和表態，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解釋，但這種正常的解釋與溝通本身，表明薄熙來同志更有政治家的胸懷和自信。
而李省長避而不談鄧玉嬌案本身，卻反而給媒體記者施加壓力，無疑是愚蠢的。李省長即使不向劉傑道歉，也應當對湖北人民表示歉意，因為他的言行損害了湖北人民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更大的問題，是作為地方大員的李省長，與中央決策層的思路如此沖突，即使內心對溫總理報告中所講內容不以為然，也應當有起碼的組織紀律性，服從中央口徑並嚴格要求自己，而不能對黨中央不負責任。
綜上所述，李省長無論如何都需要公開道歉，以挽回以秒計算不斷損失的人氣。
請李省長向女記者劉傑道歉，最好是在今晚24點之前，給仍然在工作的職業女性以起碼尊重和節日問候。
請李省長向湖北人民道歉，為自己不當言行給湖北形象造成的損失深表內疚。
請李省長向溫總理和黨中央道歉，盡最大可能消除自己言行失當而給中央決策造成的混亂和負面影響。
相信李省長是有政治敏感和寬廣胸懷的男子漢，一個道歉不難，挽回的將是無數的面子和裏子。
來源：財經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