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視頻：小學生朗誦《2009中國加油！2009中國最大！》，不必指責什麽，更不要像去年圍剿說“很黃很暴力”的小女孩那樣，因為在後面組織的那些老師、成年人根本就躲在鏡頭外呢。
我們都這樣過來的，浪費過多少紅旗下的講話，而不是跟夥伴們去街頭遊蕩，或跟蹤回家路上的心上人。
只是，我們靜默的工作、納稅，希望那些人性的窗口會在酒足飯飽的人的腦袋裏一扇扇打開，現在看去還是像幻影遙遙無期。至少，卑劣的事情就在成人間進行好了，但最後還是拿孩子當人質，當工具。
為了緩解就業壓力，我的母校，那個合校工程最大的受害者剛剛抵制過幾年擴招，現在又要放開肚量地塞人了。在那裏，我本已見慣了渾渾噩噩的考試機器、空虛無聊的吹牛皮、賊眉鼠眼的監視分子，現在越來越大的“養雞場”將繼續沖淡最後一點稀薄的理想。
稀粥終究無法堅硬，除非做了木乃伊。
又扯了題外話。回到那段視頻，台詞的執筆者實在爛得可以，雖然今年鬧了很多外交笑話，但類似“天朝”之類的用語至少會是外交部懂得規避的。倒是那句“打滿補丁的大船”，不知道怎麽想出來的，是來自《白毛女》之類的電影，還是看了《時代》周刊1963年某期的封面？
那些孩子，如果足夠幸運的話，應該有人來告訴他們，記得從身邊的生活中盡可能地尋找美好的東西，隨著他們長大那些東西會越來越少；要盡可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因為他們的那些“理想”日後會受到很多限制，把快樂建立在那上會很淒涼；如果不能做喜歡的事情，至少要不做不喜歡的事情，這幾乎是你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如尼基·喬萬裏在《雨天的棉花糖》中所說。
即使你有類似格瓦拉那樣的左派偶像，要記得至少在神話裏的那個他，對人充滿了熱愛，而不是政治。（雖然真實的他有著更多的矛盾）
如果日後你會看到意大利導演費裏尼的電影，你應該看看《浪蕩兒》《當年事》，要記得那些所有殘缺不全的人，所有懷有夢想、缺憾、悲傷、誇張的人，不要把自己輕易賣給輝煌、榮耀、幹淨、秩序，“一個人應該及時了解什麽是他能力所及的事。籠統的概念、自憐自艾、革命性的熱情奔放也會感動我一段時間，然後突如其來地抽身離去，跟我脫離關系，我也搞不懂，于是我便撤退，回到最合適我的天地去，那個也許有一天也會描述一場革命，一場失敗的革命的天地。必須永遠記得自己 的局限，我們每個人都有明確的界限。……如果說政治指的是在一個由尊重自己，並且知道自身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自由的個體所組成的社會中共同生活，工作的話，那麽我覺得我的電影也是政治電影，因為它們談的就是這些；也許揭露的正是這些東西的不足，一個空洞的世界。我相信所有我的電影都試著要剝掉偏見、浮誇、刻板和教育及這個世界所制造出來的某種畸形面具”。他在自傳《我是一個說謊者》中如此寫道。
或許，還可以加上勒龐在《烏合之衆：大衆心理研究》中的一些話，以前抄過了：
“一些可以輕易在群體中流傳的神話所以能夠産生，不僅是因為他們極端輕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像中經過了奇妙曲解之後造成的後果。在群體衆目睽睽之下發生的最簡單的事情，不久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群體是用形象來思維的，而形象本身又會立刻引起與它毫無邏輯關系的一系列形象。我們只要想一下，有時我們會因為在頭腦中想到的任何事實而産生一連串幻覺，就很容易理解這種狀態。我們的理性告訴我們，它們之間沒有任何關系。但是群體對這個事實卻視若無睹，把歪曲性的想 像力所引起的幻覺和真實事件混為一談。”（P25）
“所有時代和所有國家的偉大政客，包括最專橫的暴君，也都把群衆的想象力視為他們權力的基礎，他們從來沒有設想過通過與它作對而進行統治。……要想掌握這種本領，萬萬不可求助于智力或推理，也就是說，絕對不可以采用論證的方式。……不管刺激群衆想象力的是什麽，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驚的鮮明形象，並且沒有任何多余的解釋，或僅僅伴之以幾個不同尋常或神奇的事實。”（P50）
“在改善或惡化群衆的頭腦方面，教育至少能發揮一部分作用。因而有必要說明，這種頭腦是如何有當前的制度培養出來的，冷漠而中立的群衆是如何變成了一支心懷不滿的大軍，隨時打算聽從一切烏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辯者的暗示。”（P80）
來源：小龍門客棧
